我们祖先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科学概括早见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列为国家管理公众事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在封建社会，作为皇帝，直接过问消防治理，并发布相关的诏书，在发生重大火灾时采取“素服、避殿、撤乐、减膳”等措施，甚至下“罪已诏”以自责，进行“反省”、“修德”，并广开言路，片听臣下的批评和建议。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汉高祖的陵寝发生火灾，汉武帝当即脱下“龙袍”，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对火灾心有恐惧，采取了一种虔诚的自我的遣责任的道“罪已诏”。以后历史王朝的皇帝，继承这一做法。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三大殿发生火灾后，明成祖在“罪已诏”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治国安民的十二个方面进行深刻反省。清乾隆皇帝弘历有关炎灾的“上渝”，仅《中国火灾大典》收录的就达54次，为历代皇帝之。在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不慎失火，此时弘历已87岁高龄，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担了主要责任，在“罪已诏”中说“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