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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崔颢的七律《黄鹤楼》，集登临、览胜、怀古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炉，由神话直面现实，由风景联想心景，纵横交织，气势恢宏，流利自然，一气呵成，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首《黄鹤楼》应该是金元至明清时期的版本，而唐宋及元初的版本，尤其是敦煌莫高窟遗存中的《黄鹤楼》手抄本，与之有较大出入。崔颢原诗之尾联，应该是：“日暮乡关何处在，烟花江上使人愁。”

而并非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其“乡关何处”又通常被人们解释为，是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说是那傍晚，苍烟落照，诗人站在黄鹤楼头，遥望着河南故里（崔颢系河南开封人）发出了“我的家乡到底在哪儿”的感叹！

应该说，这样的一种解读只是读出了这句诗的表层意思。如果只是这样一种解释，表达出这样一种意境，那么，就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太同意将这首《黄鹤楼》推崇为唐朝“七律之首”。而要深层次地诠释此联，就必须深入了解崔颢其人，了解诗人当时写诗的深刻背景。

崔颢，唐朝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进士，曾出使河东军幕，天宝年间，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

《旧唐书》记载：“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惟高适官达自有传。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赌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屡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

《新唐书》亦有“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去。”一段。李邕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出任过北海大守，以留下名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而闻名后世。

由此来看，崔公年轻时，是一个爱赌嗜酒，行为轻薄，好色而又动不动就休妻的大男人，尽管有文才，但也正如《新唐书》所说的“有文无行”。他早期的诗作多半就像“十五嫁王昌”那种轻薄尘下的风格而已。后从军边塞，诗风大变，写军旅生活，边地风光，俱为可观。正如《河岳英灵集》所说：“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现存的《崔颢诗集》一卷共有四十三首诗，大多写边塞戎旅的激昂感情及对和平的热切企望。

《黄鹤楼》一诗，应属于他后期的诗作。应该说，边塞艰苦的戎旅生涯，已一洗诗人少年时的浮滑习气；而战争必然带来的死亡，又迫使诗人去直面人生的无常，并由此引发对生命的困惑和思考。开元后期他出使河东军幕的真切体验，天宝后仕途不顺与远离家园的落拓飘泊，都驱使步入中年的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启悟。《黄鹤楼》一诗，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因而，其尾联的深层次解释应该是：“我崔某人的生命快到了尽头，但生命之价值究竟何在？灵魂之归宿究竟何在？于是便望着江上如烟花之景致而深深惆怅。”

“乡关何处”所喻意的是“生命之意义、灵魂之归宿”，“乡关”乃“生命之乡”、“灵魂之乡”。从而，写出了作者对自己在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无常中，如何才能寻觅到生命之乡、灵魂之乡的玄思和探寻。

若与崔颢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解读才真正抵达了《黄鹤楼》一诗所揭示的深刻寓意。尽管崔颢并未给世人终指明生命的意义与灵魂的归宿所在，但透过诗中的意境，已经昭示着作者意欲超越生命个体物的一个探索，也就写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

而这正是此后以李白为代表的历代文人“当日乍见之时，撤手叹其不如”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李白为何如此钟爱、赞赏《黄鹤楼》诗，一直“耿耿于怀”，一次次地把“黄鹤楼”意象纳入自己作品中的情结所在。

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此说，一直为后世所推崇。